在區(qū)域地質調查和礦產(chǎn)勘查中，巖漿巖的劃分與對比是基本研究內容之一。勘查地球化學研究此類問題，不僅采用對巖體采樣（基巖采樣）的方法，還可利用次生介質的區(qū)域地球化學測量資料，從而擴展了研究這類問題的范圍和視野。勘查地球化學方法依據(jù)巖體中宏量元素（巖石化學分析資料）、微量元素、稀土元素及同位素的分布和分配特征，元素豐度及與之相比的富集或虧損特征，元素組合的時空變化規(guī)律等，可以從地球化學角度更準確地區(qū)分和劃分巖體，闡明巖體在區(qū)域地質演化中的作用和意義，而且對巖體含礦性評價給予了更多的注意。
 
  在各部門的化探實踐中，對用勘查地球化學資料研究巖漿巖和評價含礦性，都給予了充分的重視。從20世紀70年代起，地質部物化探所就提出研究巖體含礦性的課題。80年代以后，他們針對尋找金伯利巖及其含礦性評價的任務，專門研究了相關的地球化學方法，并證明了方法的有效性?；鶎訂挝唤Y合找礦任務，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。例如，東秦嶺地區(qū)中酸性花崗巖類巖體十分發(fā)育，且與成礦關系密切，為區(qū)分它們與不同礦產(chǎn)的成因聯(lián)系，依據(jù)金堆城一欒川一帶36個巖體的巖石化學資料，用12個常量元素指標作簇群分析。Q型分析的結果表明，可分出2大群巖體：第I群為燕山期前的中性巖體，與本區(qū)的礦化無關；第Ⅱ群為燕山期的中酸性巖體，與本區(qū)內生礦產(chǎn)關系密切，而它們的不同演化階段和巖相對成礦有決定性的控制意義。對Ⅱ群巖體的進一步研究，又分出2個亞簇和4個簇團，其中，演化階段最高的富硅富鉀酸性巖簇團Ⅱ2-4，與該區(qū)大中型礦床關系最為密切。這種研究更好地揭示了巖體與成礦的內在聯(lián)系，也被勘探工作所證實（王定國等，1980）。在新疆“305”項目中，地礦部物化探所承擔了“新疆喀拉通克銅鎳礦床地球化學異常模式及巖體含礦性評價”等4個主要項目，取得的成果指導了阿舍勒銅鋅礦的深部找礦，對1987年主礦體的發(fā)現(xiàn)，提供了重要地球化學信息；在喀拉通克發(fā)現(xiàn)了X號隱伏巖體，第一次建立了與基性巖有關的Cu、Ni礦床地球化學找礦模式。
 
  冶金（有色）部門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(tǒng)的研究。從20世紀70年代起，就探討用地球化學方法評價巖漿巖體含礦性，提出以巖漿作用的控礦地球化學要素（巖漿成分及成礦、運礦組分，結晶、分異、混染過程，侵入深度，自變質交代作用等）為基礎，研究巖體含礦性的地球化學指標（控礦和成礦的特征元素，元素含量關系，揮發(fā)分，分異程度等），確定不同巖類巖體（基性一超基性巖體，中酸性巖體等）的含礦性評價標志，以及相應的野外和室內工作方法（鄭天佑，1974）。80年代，冶金地質局開展了“成礦區(qū)帶化探編圖及成礦預測方法”研究項目，其中就提出了研究巖漿巖含礦性的任務。在廣東石菜一云浮  成礦區(qū)，開展了確定巖漿巖地球化學背景值、建立基礎地球化學資料的工作，并根據(jù)25個花崗巖類巖體的研究結果，得出了一些很有意義的認識。例如，與世界同類巖體相比，這些巖體的常量元素特征雖有一定的特殊性，但很難據(jù)之區(qū)分含礦與非礦巖體；而不同時代巖體的微量元素富集特點不同，可借助“豐度”及富集系數(shù)來判斷它們的含礦性。根據(jù)他們的經(jīng)驗，有3方面的判據(jù)：①成礦元素富集系數(shù)平均大于15；②礦化劑(S、F等)的富集系數(shù)高有利于含礦；③可依據(jù)F+Sr、Li+Rb. Sr+Ba三元圖解來評價含礦性。
 
  例如，含銅鉬礦的中酸性巖體，Cu、Mo及s的富集系數(shù)平均大于20；含鎢錫的酸性巖體，W. Sn、Mo及F、s富集系數(shù)平均大于15；而它們在三元圖解上的投點，可更清晰地反映出它們的控礦地球化學要素(朱堅毅等，1982；初紹華，1986)。在鄂東中酸性小巖體的含礦性評價中，除了用常量元素判斷巖體的地球化學性質，研究成礦(Cu、Mo.
 
  Pb、Zn)及伴生(Ag.w、As、Au等)元素的富集程度外，還探討了元素的頻率分布、水平分帶、單礦物（黑云母中的Cu含量）等特征，綜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，針對斑巖銅礦和矽卡巖銅礦，提出了8項巖體含礦性評價準則(林振茂，1980；林振茂等，1986)。
 
  中南冶金地質608隊在研究與斑巖銅礦有關的中酸性巖體時也查明，黑云母中鹵素含量與成分對區(qū)分含礦與無礦巖體有指示意義。
 
  核工業(yè)部門發(fā)揮自己的特長，利用放射性測量結果評價巖漿巖體及其含礦性，亦卓有成效。例如，北京第三研究所在80多個巖體上開展研究，用伽馬能譜儀測定了5 000多個U、 Th、K數(shù)據(jù)，提出以最佳配分參數(shù)(MA)、活性鈾參數(shù)(Mh)、巖體后期改造作用參數(shù)(M_)為依據(jù)，劃分出4類巖體：貧鈾源的，盡管其M2值大，也難以形成鈾礦；可提供鈾源的，為一般可成礦巖體，若M.>4，就可能形成鈾礦體；富鈾源的，為良好成礦巖體，若Mz >2，即可成礦；特富鈾源的，為優(yōu)良成礦巖體，只要Mz>1.8，即可成礦。建議在測區(qū)先用此法評價和篩選巖體（馬宗祥，1986）。為使區(qū)域性放射性測量資料更好地用于找礦，針對地表y能譜測量值與目標客體采樣測定數(shù)值存在差異的問題，研究了它們之間變異關系，證明兩者具穩(wěn)定的正相關性。據(jù)此，提出用平衡特征參數(shù)(f)來表征兩種測量值的比值，并確定了不同含鈾客體（地層、巖體）的，值。例如，鈉長巖與花崗巖的該比值分別為1·36和0.70可據(jù)之利用地表y能譜測量結果更方便地發(fā)現(xiàn)和評價成礦巖體（胡昌漢，1986）。
 
  除巖體含礦性評價等找礦應用，巖漿巖的地球化學研究對解決許多地質問題都有關鍵意義。在這方面，科研和教學部門的研究工作成果頗多，研究方法與地質方法結合得更為緊密，基巖采樣被作為基本手段，常規(guī)的巖石化學數(shù)據(jù)、元素豐度資料、稀土元素分布模式、同位素資料被更多地使用，特征微量元素的分布分配也發(fā)揮著特殊作用。例如，在東秦嶺的花崗巖類研究中，于1.5×104 km2范圍內，對4個構造單元中各時代的55個巖體系統(tǒng)采集新鮮巖石樣品，分析了164個巖石化學樣品、958個微量元素樣品、114個稀土元素樣品，得出該區(qū)花崗巖類51個元素的“豐度”。據(jù)之查明，各構造單元的“豐度”存在明顯差異，基本反映了區(qū)域地殼的總體特征和區(qū)域地殼組成的不均一性，為區(qū)域構造一地球化學分區(qū)提供了正確的依據(jù)，也說明了區(qū)域成礦作用特征(張宏飛等，l994a)。主要采用K. Na、Ca，Rb、 Ba、Th、 Zr、Nb、 Ta、Sr、Co、Ni等微量元素及稀土和同位素資料，探討了揚子克拉通北緣新元古代島弧花崗巖類成分極性及成因，說明了俯沖帶兩側元素含量和指標的變化(張宏飛等，1994b)。通過研究巖石化學特征和Sr同位素比值，推斷出廣東韶關地區(qū)花崗巖漿作用的物質來源系地殼沉積物，說明了與之相關的鎢礦中鎢的富集條件（駱庭川等，1986）；通過研究宏量元素、稀土元素特征的變化趨勢，得出北秦嶺早古生代花崗巖類在島弧環(huán)境下生成的結論（駱庭川等，1993）。在鄂東南地區(qū)，依據(jù)區(qū)域化探資料查明，以襄廣斷裂為界，富鐵族元素的大別變質巖區(qū)屬古陸殼，而富親石元素的揚子地臺屬古洋殼；在揚子準地臺內，又依花崗巖的地球化學特征，劃分出大冶臺緣巖漿帶和幕阜山內陸構造巖漿帶，兩者有不同的成礦特征（張德存，1986）。
 
  應該指出的是，在實際工作中，利用水系沉積物和土壤測量資料（有時配合基巖采樣），就可以解決與巖漿巖體有關的許多地質問題。例如，應找礦之需要，山東地礦局物探大隊從1961年起，就用土壤和水系沉積物測量普查金伯利巖，到20世紀90年代，該隊總結出金伯利巖的物化探異常模式，化探異常尋找金伯利巖的有效率約為70%。湖南物化探隊憑借水系和土壤測量資料，以Cr、Ni、Co、Mg、Ti作指示元素，通過其異常強度、相關系數(shù)和元素比值等指標的分析，尋找和圈定了基性、超基性巖體(汪治國，1977)。在小秦嶺地區(qū)，以1：5萬分散流測量資料為基礎，配合巖體和礦床的地質研究，從地球化學場的研究來認識地質演化過程，剖析巖體與成礦的因果關系，解決了單純地質研究難以解決的問題，又從地質演化加深了對地球化學場的理解（杜得祿，1990）。水系和土壤測量與剖面性或面積性基巖采樣配合，依據(jù)不同類型元素豐度和相關關系的判別，輔以巖礦鑒定、硅酸鹽分析、礦物和物相分析，對不同巖體的地球化學特征進行對比，并對巖體的含礦性做出評價（張大任，1982;楊家聰?shù)龋?982）。